马克思认为：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
至少我不赞同财产权，人格权可能比较近，但财产权是可以排除的。第三个小问题给大家汇报一下个人信息是什么？第一种学说认为个人信息就是隐私，这是美国的主张。
为什么呢？因为转基因对白种人没有太多损害，但亚洲人的基因可能受不了的，我希望这仅仅是谣言。但如果认为这不是财产权，而是合同债权，允许在一定期限用我公司提供的虚拟空间，到期后或者一定条件下我收回，那这就不是财产权就不能继承。（整理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11级民商法硕士生赵格） 进入专题： 个人信息 。和石老师提到的一样，我也主张《个人信息保护法》应该单独立法。涂永前研究员从公务部门作为个人信息控制者的角度入手，就强化行政执法者法律意识、个人信息披露的民事救济以及行政执法机构的法律责任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独特看法。
美国隐私法对个人信息主体也做了明确规定，‘个人是指美国公民或者在美国的永久居住权得到合法承认的外国人。听了几位专家的评议我确实很有收获，也找到了很多需要进一步研究加强的方面，表示感谢。这些事物是社会的人建立的，也是被社会的人打破并由新的形式所替换的。
而我国的一些法学学者也确实受到钱老思想的启发，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开展了法治（制）系统工程研究，但到目前为止，这种研究一方面将其重心放在了系统这一面向而未能聚焦于工程之上，因此法学研究中的工程思维及其思维方式的问题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亦未曾得以彰显。童之伟：《再论用法权分析方法重构宪法学体系》，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6期。同时，在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中，研究者应该尽可能避免自身的主观偏好与价值倾向影响其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以最大程度的可能性来完满地解释法律及其实践，也就是发现各种法律及其实践样态各自的属性以及这些属性之间的联系，而这些属性之间的联系中的那些属于法律及其实践的内在的必然联系的联系，就是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所要寻求的法律的规律和道理。蒋立山教授也指出：法理学应该研究必然性，研究规律，具体说来就是，法理学要研究法律演变的规律，研究世界范围内法律演变的普遍规律，研究世界普遍规律支配下中国法律演变的特殊规律，研究影响和支配现代社会法律运行的现实规律，研究已经成为过去但依然影响和制约我们生活的历史规律，他说：只有把握规律，人们才能把握命运，把握中国法律的未来。
他说，观察渗透理论，这意味着没有‘中性的观察。法律的规律与道理并非是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者纯粹的主观感觉或者想象，而是历史与现实中的各种法律及其实践运行本身所包含并片段地呈现出来的客观属性以及这些属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者的工作就是要将法律的这些客观属性以及这些属性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认识、理解、归纳、提炼、总结和阐释而使之系统化和条理化，通过语言的载体而以法律的思想和理论的方式表达出来。
不论这个结论正确与否或者正确性的程度是高还是低，这都是川岛武宜先生所发现、揭示和总结出来的有关日本传统社会法律及其实践的一个规律或者道理。许崇德：《宪法司法化质疑》，载《中国人大》2006年第11期。如果法理学在根本上是统一的，那么，它恰恰关心的是理论性的一般化，这与对构成最职业化的法律实践的典型特征的特殊的和知性方面的强调形成对照。这种情况存在的总根源大致就在于我国的法学研究没有从性质和旨趣上区分为法律理论研究和法律工程研究，我国法学学者在整体上没有认识到这两种研究各自的内涵、要求及其相互关系，更没有认识到这两种研究各自所对应的思维方式的独特性及其基本要求。
阐释与预测是科学理论的互补性功能。漆多俊：《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这是因为，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的基本指向，就是一切以获得满意的预期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为已足，这是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的全部功能之所在，也就是说它必须把其研究成果的实用性和有效性放在法律工程模型设计和建构的首位来考虑，它既以现实的法律及其实践的客观效果为法律工程设计和建构的出发点，也以对现实的法律及其实践的客观效果的改进和完善为动力，以理想的法律及其实践的理想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为目的，来思考、设计和建构理想的法律工程模型。[109]由法学研究类型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划界的视角来重思和反省西方法哲学史上的思想和理论论争，其对我国法学研究的警示与启示意义特别重大，实际上，到目前为止的我国法学研究几乎同样是在延续着柏拉图的思维逻辑，一再重现着法律理论研究和法律工程研究的混淆不分、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的彼此严重僭越，从而在事实上既伤害着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又伤害着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使法学研究长期呈现出理论研究不像理论研究，工程研究也不像工程研究的现实面貌。
反馈的必要性在于，使立法中的改善程序和学习程序成为可能。[85]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和著作也非常多。
[81]参见周汉华：《行政复议司法化：理论、实践与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法律的本质：一个虚构的神话》，载《法学》1998年第1期。
而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乃是立足于真实的人的生活，充分考量人的生活目的，以一定的法律价值、社会价值和政治立场为路径控制根据，以达到理想的法律生活境界为指向，通过运用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的成果即有关法律的规律和道理，同时综合运用其他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资源、一系列相关的社会因素和条件等所构成的历史与现实材料，以实际的社会效用与法律效果为指标，思考、设计和建构理想的法律制度框架的思想操作活动，问题和需要导向、创造性、主体价值观引领或参与式、非逻辑化、整体性、效果指向的思维是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在思维方式上所具有的典型特点。叶必丰：《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在国际法学领域，有关中国国际私法立法问题的研究[99]，对涉及我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民商事法律适用以及司法协助诸问题的区际私法问题研究，等等，属于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74]参见张文显：《继承·移植·改革：法律发展的必由之路》，载《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2期。[97]参见陈光中、严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年版。这就是对事物的规律或者法则的理论研究。
而法学理论界和法学学者也总是急切地以法律实践界的要求为标准来进行理论研究，也都习惯性地且非常真切地把自己的理论直接等同于实践性的对策或措施（即工程），或者作为唯一的依据来设计实践性的对策或措施（即工程），并热切地盼望法律实践界把自己的理论、对策与措施（即工程或者工程设计图纸）直接应用于现实的法律实践。张明楷：《犯罪概念探讨》，载《法学研究》1989年第3期。
第二，它也使得法学理论和部门法学始终无法做到全神贯注地进行以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建设为目的的法律工程研究，研究者一方面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法律工程设计当做为法律理论，很少关注效果考量的法律工程的实用性与操作性。在通常所谓‘理论服务实践的模式中，理论直接面对实践的价值诉求。
[28]第三，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必须关注真实的法律实践和更为广泛的社会实践，但这种关注乃是一种对研究对象的对象性关注，不是、也不应该是一种参与性的关注，其目的在于揭示这些现实实践活动所蕴含的法律意义上的规律或道理，因此，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对于法律实践和社会实践的关注基本上是出于认知的需要。[26]参见[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申政武、渠涛、李旺、王志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二章守法精神。
[86]参见崔建远：《土地上的权利论纲》，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2期。[73]参见蒋立山：《中国法制（法治）改革的基本框架与实施步骤》，载《中外法学》1995年第6期。从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所建构的理想的法律模型到真正的现实法律实践，实际上还有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法律的工程技术研究也即法律的工程建造过程与程序的研究。因此，法学也就是一门社会工程学。
课题负责人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亲属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郝铁川：《论良性违宪》，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
王晓晔：《我国反垄断立法的框架》，载《法学研究》1996年版。但假如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没有很好地从法律的角度对社会结构及其模式加以研究，或者草率地——思考不周到、不全面——对法律及其实践的模型进行理想（实际是想当然）的塑造，同时又将这样的模型付诸现实的实践，那就很有可能给社会带来灾难，引发社会秩序的极大混乱和动荡，造成社会结构的解体，严重地妨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王宏波教授指出：社会是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及其确立其上的上层建筑体系。这里的‘问题，就是认识主体以理论为背景对经验客体的新的求索。
王充：《刑法的谦抑与谦抑的刑法》，载刘明祥、田宏杰：《刑事法探究》（第一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在此，可能涉及到社会发展、社会结构、权力和统治关系、社会沟通和相互作用网络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论与分析。而人文社会科学与此完全不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各个学科，其研究对象并不是自然生成的客观的事物，而恰恰是人造物——社会制度、社会组织及其运作情形——而既是人造物就必然渗透着人的价值观与主观偏好，这样一来，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的人造物在任何时候所呈献给研究者的就绝对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事物，而只能是饱含着人的情感与意愿的对象物，这样的事物始终都是随着人的价值观念和主观偏好的改变而变化的，其改变或者变化的频率与幅度也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对这样的属人的事物及其规律的研究和思考，也就必须以同样的或者同等的人的知、情、意的状态或者境界来进行，也就是所谓将心比心式的同情的认知、理解和阐释，因此，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在学术研究中无论是对这样的人造事物的本性及其规律的探寻——所谓理论研究，还是对这些人造事物本身的改造与塑造——所谓工程研究（设计），就不能不始终彼此缠绕并在事实上成为几乎没有任何分界的逻辑上的无缝联结体，所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理论研究与工程研究（设计）的混沌不分，可能本身就是一种天生的或者自然的现象。[57]参见下列文献，樊崇义：《客观真实管见——兼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
[67]美国法学家诺内特（P. Nonet）、塞尔兹尼克（P. Selznick）把迄今为止的社会变革的法律模式概括为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和回应型法三种类型[68]，可以说，这既是他们对历史和现实中的法律发展所蕴涵的基本规律的总结，而毫无疑问这就是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53]参见陈兴良、邱兴隆：《罪刑关系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在行政法学领域，有关行政程序和参与机制的研究[80]，有关行政救济制度的研究[81]，有关行政立法问题研究[82]，等等，属于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50]可参见下列文献，张明楷：《论刑法的谦抑性》，载《法商研究》1995年第4期。
因此，各个法学流派都是在对法学的理论研究始终抱持一种片面认识的前提下彼此进行着思想与理论的交锋。但这种观点当其在法律的某种全面的学科统一的概念范围内与法理学紧密相连时却是有争议的。